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到失败。面临着生死存亡严峻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挽救危局，发动了八一南昌起义，兰花革命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七天后，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后，毛泽东组织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打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武装的第一面军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利。
　　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毛泽东当机立断，放弃攻打长沙退守文家市，率部转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井冈山寻求立足。途经三湾时，毛泽东在与余洒度等人的斗争中，将队伍进行了改编，创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  连上”、 推行“三大民主”和成立士兵委员会等重要的建军原则，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在贺子珍等人的帮助下，毛泽东得到了井冈山“绿林”首领袁文才、王佐的支持，使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立住了脚。
　　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倡导实践调查研究，先后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三大任务”等人民军队等建军原则；在通过“水口建党”等措施加强军队内部党的建设的同时，抓紧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建立了遂川等三个县的红色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之时，陈浩的叛变使毛泽东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贯彻中央“左”倾盲动政策，把毛泽东开除出党，使之迫走湘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此遭受巨大损失，史称“三月失败”。
　　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一战中伤亡惨重，朱德在尸横遍野的战场上拔起残破的军旗，发誓一定要把这面军旗扛下去。他的决心得到了陈毅的支持，两人率领起义部队余部始终坚持艰苦卓绝地斗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湘南暴动，历经周折和磨难，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砻市胜利会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后，在朱毛的领导下，采取灵活的“十六字诀”作战方针，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粉碎了敌人的数次“会剿”，接连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和龙源口大捷，使根据地的建设扩大到了六个县的区域，成立了湘赣边界人民政府。
　　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生机勃勃地进入全盛时期时，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贯彻分兵向湘南进军的盲动政策，使红29团全军覆没，加之袁崇全的叛变，队伍几乎濒临绝境，根据地再次惨遭浩劫，史称“八月失败”。毛泽东临危不乱、立持异议，日夜兼程，亲自迎接朱德等上山。留守井冈山的何挺颖、朱云卿等带领军民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彭德怀等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也来到井冈山，使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得以进一步加强。
　　对“朱毛红军”起初不以为然的蒋介石终于亲自披挂上阵，接连不断地调动重兵从“进剿”到“会剿”。面对强敌，朱毛决定留彭德怀守山，自领主力转战赣南，以求“围魏救赵”。但终因敌强我寡，井冈山失守。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部队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加之留苏归来的刘安恭大肆推行“城市中心论”，攻击毛泽东，致使毛泽东在“七大”上落选，被迫离开红四军。
　　中央的“九月来信”纠正了红四军内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陈毅亲往闽西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红军两年多来在井冈山斗争中不断探索的经验总结，集中解决了如何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一根本性问题。会后，针对林彪在新年贺信中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又洋洋洒洒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至此，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已初现雏形。
　　春天将至，毛泽东和贺子珍并肩登上井冈之巅，望着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满怀豪情地朗诵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抗日战争烽火正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特遣支队三千将士，与国民党整编三十九师合击日寇三木红日旅团。战斗异常惨烈，新四军死伤大半，但依然如一根钢钉，钉住日寇。三十九师侧面强攻，等待增援部队赶来，歼灭三木红日那不可一世的禽兽部队，一雪南京大屠杀的奇耻。狡诈的三木使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诱使国民党三十九师肖占魁师长，在美军顾问弗兰克的劝说下，率残部投降。新四军特遣支队宁死不屈，政委秦瑞挺身而出，带领一百二十名勇士奋起狙击日军，掩护大部队撤出。在弹尽粮绝之时，日军使用化学毒气，致使秦瑞并部下百余人被俘。几千名中国战俘被押往浦口，那里新建了一个军事码头，转运送往内地的杀人武器，运走掠夺中国人民的血汗财富。以夷冶夷，日军要让中国人斗中国人。国民党三十九师参谋长康有根在师长肖占魁英勇殉难后，发誓要带领三十九师官兵逃生。新四军特遣支队政委秦瑞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决心以此为敌后战场，继续象钢钉一样，钉在敌人心脏。 他大智大勇，睿智过人，运筹帷幄，决胜旦夕。消除了两支部队间的猜忌，争斗，灵活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说服三十九师军人，以民族仇恨为重，团结携手，共抗敌寇，在战俘营中演绎了一幕幕正气浩然、斗智斗勇、荡气回肠、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华民族共抗外敌，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英雄主义正剧。天将晓，在冲出战俘营，炸掉日军码头，全歼日军特种部队之后，负责掩护战俘转移的新四军政委秦瑞，掩埋了战友的尸体，带着战俘收留的孤儿小鸽子，走向一九四五初升的太阳。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抗日英雄永垂不朽！

　　酉阳城地处川鄂湘黔四省交通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广州解放后，蒋介石重温“陪都”大梦，将中央政府再次迁到重庆，企图割据西南，以待时变，东山再起。蒋介石命宋希濂加强重庆周边特别是酉阳等地的兵力 部署，委任亲信申易棠出任酉阳靖绥公署专员兼军政长官。与此同时，我地下党小组负责人、商会副会长周纯之接到上级指示，策反申易棠。经过与保密局和各方力量的反复较量及艰难曲折的斗争，成功的策反功败垂成。为了不影响解放大军步伐，周纯之以牺牲自己生命为代价，通过自己培养的革命接班人送出情报，大军胜利解放酉阳，兵临重庆城下。

　　副市长聂大海之子、天都市龙腾集团董事长、闻名全省的青年企业家，这些都是加诸在聂明宇（陈道明 饰）身上的称呼。但他最重要的身份则是天都市最大的地下黑社会的头目。平日里一表人才、斯文有礼的聂明宇实则道貌岸然。他利用其四通发达的人际网，收买海关人员，走私货物，牟取暴利。而他的左右手也能力非凡，手段毒辣。在他们的经营下，龙腾集团的业绩步步高升。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封匿名检举信被递到了省委组织部。聂明宇及龙腾集团的勾当引起了省委方面的高度警觉，责令天都市迅速查明原因。但聂明宇的势力早已覆盖整个天都市。市委把聂明宇的义兄，刑警队队长刘振汉（陶泽如 饰）安排调查此事，想继续掩盖聂明宇的罪恶事迹。一场关于亲情和正义的较量在刘振汉身上展开。邪与正的角逐，究竟谁胜谁负？

虽为小成本电影，但是《天边》对于剧情的把控上一点都不马虎，在保持故事完整性的同时，导演诺明花日更在表达上寻求到了“拉拢观众”的突破点———打亲情牌。有人说，《天边》是典型的、老百姓爱看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它关乎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亲情，关于人们最熟悉的社会基本单位———家庭，这些最容易引起观众共鸣，最容易牵动人心，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设定，却能在不动声色中浸润着人们的心田。的确，影片对于亲情的真挚演绎正是《天边》能够打动观众的主要原因。诺明花日在导演交流中说：“现在社会中每个人都很忙碌，甚至没有时间珍惜自己的家人，对于每个人来说，家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家庭的爱，生活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这也是我拍摄《天边》的原因之一。”《天边》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内蒙草原上的故事，蒙古族姑娘苏日娜和母亲被父亲抛弃，母亲在苦守和期待中忧病交加，临死前挣扎着把女儿背到寺庙托付给喇嘛后安然离世。后来，苏日娜被前来拜佛的汉人收养。20多年后，苏日娜父亲的忽然出现打破了已经身为人妻为人母的苏日娜的平静生活，苏日娜在爱与恨之中做着艰难的抉择，最终，她选择了原谅。很多观众在看完片后深受感动，母爱的伟大、儿童的无助以及蒙汉人民浓浓的人情味，诺明花日对于情感的得力把控甚至使一些观众将《天边》比作蒙古版的《妈妈再爱我一次》，赢得了不少观众的泪水。与观众印象中的主旋律电影不同，《天边》在摒弃刻板叙事方式的同时，不再追求对于宏大主题的追求，用导演诺明花日的话说，《天边》是从细微处入手，想要着力关注的是情，这种关注与其说是情感的表述，不如说是对人性的剖析。团圆、离别、误解、等待、谅解在这一系列的戏剧冲突中，男人的“面子”、女人的“痴情”、母爱的伟大、孩子的无助，都被诺明花日的镜头一一扫过，细细看来，这些细节片段大多是当今社会中常见的现象，而这其中我们总是能或多或少地找到自己或者家人的痕迹，涌上心头的更多的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动之情。与此同时《天边》中苏日娜与汉族养父之间的浓郁亲情也将家之亲情升华到了民族之亲情，主流价值自然体现。从《天边》可以看出，小成本电影不一定非要靠新鲜怪异的东西吸引眼球，关注真实生活以朴实打动人，能够引导观众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获取感动，从片中得到启示的影片一样能够获得观众的认同。